众所周知，针对一些多年生杂草，草甘膦有内吸传导的作用，可以有效降低持续危害，使用得当则逐步根除，因此也得到广泛认可。然，草甘膦的杀草谱侧重于禾本科杂草，且死草缓慢，因此在百草枯时代一直处于下风。
　　不仅如此，国际对草甘膦的致癌性辩论不止，实际上，草甘膦与转基因作物并无直接关系，非转基因作物一样要打除草剂草甘膦。国内也盛传草甘膦对土壤的危害性严重，但目前灭生药剂可替代产品甚少，草甘膦还要存在一段时期。
　　腹背受敌 草甘膦要“凉”？
　　草甘膦是在全世界广泛使用的众多除草剂中的有效活性化学成分，但是当前它在欧盟的使用受到了严格的监管：
　　孟加拉国高等法院表示，政府将在90天内制定一项行动计划，以停止使用包括草甘膦在内的有害农药，并引入安全的替代品来替代含草甘膦的农药； 内容来自http://xcwt.org/
　　2019年12月9日，法国国家食品环境及劳动安全管理局（Anses）宣布将36种含草甘膦（Glyphosate）的除草剂下架。据悉，法国市场上共计69种草甘膦制剂合法流通，目前正在进行许可更新程序。目前因缺少足够科学资料，可以证明制剂不具备基因毒性，因此36种草甘膦制剂将被下架，2020年底之后不得使用，这几乎是2018年草甘膦销量的四分之三；
　　卢森堡将自2021年起禁止草甘膦这一除草剂；
　　一直存在争议的农药草甘膦被德国当局批准可在德国继续使用一年，直到2020年12月15日，不含任何限制条件和附加要求；
　　2017年，欧盟决定将草甘膦产品使用期限延长5年，随后管理局对市场上出售的草甘膦产品进行重新评估，并同时开启替代产品评估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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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此类消息还有很多，直接表明了草甘膦在欧洲的艰难处境，当然，农药行业正给布鲁塞尔施加压力，以防止草甘膦在欧盟被全面禁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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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草甘膦的希望来了！
　　无独有偶，草甘膦在东南亚也面临着同样的敌意，国内也出现了反草甘膦的现象。2019年贵州省内茶园菜园果园全面禁用草甘膦。
　　因贵州的茶园、果园、橡胶种植基地深受其害，不仅让当地的生态植被遭到破坏，土壤受损，连生产人员的健康也受到伤害。
　　草甘膦除草，貌似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，但事实上，任何一块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田块，在连续施用除草剂三年后，杂草就会出现抗性，该田块就会出现超级杂草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两个：1、恢复手工除草；2、增加除草剂里草甘膦的含量。后者是转基因商业推广公司的第一选择。
　　比如，美国的转基因大豆，2000年时法定的草甘膦残留是15毫克/公斤，经几次修订，2013年已窜升至40毫克/公斤，只因孟山都的专利产品农达（草甘膦）不断提高除草剂含量的结果。 乡村网
　　2019年12月30日，农业农村部科教司发布公示，拟批准耐草甘膦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，系国内首次在转基因玉米种子的重要性状上取得实质性突破。其适宜种植区为北方春玉米区，该区域以东北3 省、内蒙古和宁夏等地为主，是我国重要的玉米产区，种植面积约占全国1/3，总产量占国内玉米总产量的4 成左右，这或许是近年对于草甘膦最大的利好。
　　国内草甘膦的使用情况
　　全球草甘膦产能约130万吨，其中近70%集中在中国。2012-2013年草甘膦价格的上涨直接刺激了中国企业产能扩张步伐，2014年中国草甘膦总产能达到近94万吨，较2012年增加近40%。急速扩增的产能加剧行业的供给过剩压力，草甘膦价格持续走低行业盈利水平不断下降。
　　2016年，以高峰值计，甘氨酸法产能减少12.5万吨，IDA法产能减少9.5万吨，主要是因国内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叠加严厉的环保督察行动，行业部分中小落后产能开始持续退出，目前来看中国草甘膦有效产能稳定在72万吨左右，行业供需格局得以改善。

　　草甘膦原粉必须配成各种制剂方可在农业生产中使用，但国内草甘膦制剂研究与产业化长期面临着起步晚、水平落后、跨国公司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垄断，产业化技术和设备落后的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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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相较于甘氨酸法，IDA法具有产品纯度更高（可得到97%以上的草甘膦原粉）、环保成本较低、综合收率较高等优点。目前国内产能大都采用甘氨酸法，其中甘氨酸-亚磷酸二甲酯法工艺最为成熟，应用最为广泛，目前甘氨酸法工艺在中国草甘膦有效产能中占比接近7成。
　　总的来看，以上情况都让草甘膦的形势变得更复杂，也提高了杂草的管理成本。
　　未来，草甘膦必然需要增加杀草谱，并提高杀草速度，复配混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仅仅使用的除草剂是远远不够的，综合方法来杀灭杂草越来越迫切，应采取持续监控、轮作、生物除草和选择性除草剂等多元化的方法来控制杂草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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